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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7年邓小平复出前即对中央领导称“两个凡是”不行

时间:2016-09-14 编辑:admin 来源:www.ust.com.cn 点击:

  本文摘自:中国共产党新闻网,作者:指点江山如画,原题为《邓小平爱说“不行”给我们啥启示?》
 
  敢说“不行”,爱说“不行”,是邓小平工作中的一大特点。翻开他的着作,“不行”一词用得非常多。如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共有60篇文稿,其中36篇文稿100多处用了“不行”。该卷中最短的文稿《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》,全篇只有370多字,用了4个“不行”。“不行”二字看似简单,却不是轻易能说出口的。它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语言风格,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,一种实事求是、敢于创新的思维方式。(据新华网)
 
  而现在很多领导干部乐钟于圆滑融通、曲意逢迎的做人做事原则:有的办事拖泥带水,说话拐弯抹角,不敢直截了当表达自己的观点,只能委婉地说,让人有时摸不着头脑,如坠云里雾里;有的生怕因不同意见得罪于人,不敢也不愿说“不行”,一味附和他人的意见,于是渐渐地磨去了自己的棱角,逐渐变得油滑起来;更有甚者以八面玲珑作为自己的处事方法,变得是非不分,毫无原则,甚至不惜以身试法,越过了法律的红线。
  说“不行”是一种态度。邓小平曾经说过:“含糊其词不行,解决不了问题。办事要快,不要拖。”1980年6月27日,他同胡耀邦、胡乔木、姚依林、邓力群等谈对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草稿的意见,开门见山:“决议草稿看了一遍。不行,要重新来。”对事情直截了当说“不行”,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,这是一种工作风格,也是一种工作方法。如果连自己的态度都不敢表明,何谈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,更何谈工作实绩和工作效果。
 
  说“不行”是一种勇气。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不敢说“不行”,更多的是缺乏一种勇气。敢说“不行”,敢于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,敢于表明态度,这需要我们摈弃很多陈规陋习,以求实的态度,无畏的勇气坚持科学,坚持真理,敢于向权威挑战。邓小平就不仅对下面不对的东西敢于说“不行”,对上面不对的东西也敢于说“不行”。1977年5月,邓小平尚未复出,就针对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说法,明确表示:“两个凡是”不行。按照“两个凡是”,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,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“合乎情理”的问题。
 
  说“不行”是一种原则。1977年9月10日,针对台湾问题,邓小平会见滨野清吾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,毫不客气地说: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,怎么行?不行!这是政治问题。1978年11月28日,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,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:“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,这不行。”说“不行”不仅体现了一个人的态度,更体现出一个人的原则。有些事情是可以回旋可以商量的,但有些原则问题是不能商量不能动摇的,在这时敢于说“不行”,就体现出了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是非分明的原则立场。
 
  只有敢于说“不行”才能让我们更好地直面现实,勇于进取,让我们更好地坚持原则和真理,才能创新工作理念和方法,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越走越远。让我们勇于说“不行”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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